2020年7月14日下午18：00，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飞舟教授，作了题为《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网络视频学术讲座。公司社会学系主任董运生教授主持本场讲座。
周飞舟教授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四十年的城镇化历程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到1994年间，以经营企业为主要推动力的“工业城镇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中国第一波工业化的浪潮，也为城镇化进程的推动提供了产业基础，但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因此，以分税制改革为界，中国城镇化的第二阶段是自1995年到2012年间以经营土地为主要推动力的“土地城镇化”时期，此阶段中，伴随着转移支付制度的逐渐成熟，土地财政的出现及其规模的迅速增长，一举解决了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财政困境，形成了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模式，为城市提供了公共设施、住房和服务业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以土地和资金运作为核心的“土地城镇化”建设中往往重基建而轻人口、轻产业，甚至导致“空城”、“鬼城”现象屡有发生。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中明确肯定 “新型城镇化”概念，标志着城镇化进入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阶段”，即中国城镇化历程的第三阶段。周教授以详实的政策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为支撑，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向与会师生讲述不同城镇化发展时期所面对的不同发展任务、所解决的不同问题，体现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和“接力式发展”的城镇化特征。
周教授进一步对人口城镇化中的重点进行剖析。他指出，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城镇化的转型或者与宏观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强调城市产业、农村产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出人口能够在城市落地安居的基础性保障。为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应当在反思以往研究中将流动人口问题简单归于“劳动力”或“个体主义”的传统研究视角，进一步朝向以“人”为中心的视角转变。即站在农民、农民工群体自身的角度去理解其行动的逻辑和意义，从而避免研究者对农民工意愿的“假设”代替了研究对象真实意愿的情况。周飞舟教授结合其团队在广东中山市的调研，进一步提出了传统视角以外对农民工人口流动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首先，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是家庭的，而非个人的；其次，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是随年龄和生命历程不断变化，具有鲜明的代际特征；再者，农民工的“落地”和“返乡”呈现出“层级分流”、“层级沉淀”的情况。总而言之，“人口城镇化”阶段的核心问题无疑是流动人口的“沉淀”和“落地”问题。
基于以上思考，周飞舟教授结合其团队在湖北恩施地区开展的城镇化调研经历，发现许多与农业和副业有关的产业上，都形成了这样一种村庄、城镇、县城和地区城市的生产、加工、贸易体系，加之政府政策层面上通过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扎根乡村又连接着真正的城市“梯级城镇化”系统的建构，这正是许多地区实现“城乡融合”的理想模式。
讲座尾声，在董运生教授的主持下，与会师生围绕中国城镇化与欧美城市郊区化的异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过程中的区域性差异、中产阶层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城乡二元结构类型走向等问题，与周飞舟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
最后，副经理芦恒教授为本场讲座进行点评。他指出本场讲座内容详实，深入浅出。不仅体现出周教授在中国城镇化研究中扎实的研究功底，更给听众以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深刻启迪，展现出周教授作为社会学研究者，站在特殊时空情境中思考问题、扩展视野、鸟瞰全局的社会学想象力。同时，社会学想象力还体现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维度。不是简单罗列史实或刻板分期，而是将复杂性纳入到研究过程中，对城乡间各主体在历史长河中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刻讨论，使在场师生对城镇化发展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和思考。
